黄帝陵

　　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精神个性。而民族文化又是培育民族精神的母体。所以，研究民族精神，离不开对民族文化的研究。
　　当前，学术界在哲学和思想领域中关于民族精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那么，在当前关于守护民族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民族精神研究，是摆在每一个文化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我认为，我们在民族精神研究中，首先应该以民族精神的母体——民族文化为切入点，把有关民族精神的研究从理性的、思辨的哲学研究引向民族的、大众的广阔领域。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从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看，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南宋与辽、金、元对峙时期——既使得以儒家文化为重要主体的华夏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又使得华夏文化吸纳了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的优秀传统。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融合。这就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而这种多元化，又因为各民族所处的地域不同，又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使得我们的民族精神表现出多元化、多地域性的特点。基于这种原因，在研究民族精神这个大课题下，研究民族精神家园问题时，应充分考虑诸种因素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融合。
　　尤其是在研究“民族精神”这个问题时，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这是我们谈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出发点。
　　比如儒家所倡导的“以和为贵”民族精神，最初只是从“礼”的范畴出发，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当“礼”成为一种“施政”观念被用于调节社会秩序时，“和”就演变成为一种“和谐精神”，并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主流意识之一。
　　当前，我们提倡“守护民族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问题是坚持和弘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和”，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要素之一，强调的是和谐。它的实质是：一切都应该在符合社会公众愿望的规范中运行。古人很看重这一点，常常说“以和致和”、“和气致祥”(《汉书·刘尚传》)。当“和”成为一种公众意识时，就逐渐地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渗透到人们的潜意识中。
　　以古代的“社”为例。在汉文化区的“社”，从最初的宗族、血缘团体逐渐发展为范围更广的村社。宗族、血缘色彩开始淡薄，演变到近代，发展成为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民间文化活动。每年的“春社”和“秋社”，充分体现了“社内”以及“社”与“社”之间和谐的关系。唐代诗人王驾有一首“社日”诗：“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是唐末人，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唐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在诗中始终丝毫看不到这一点，反而使人觉得农村一派祥和宁静。“社”，作为民间的一种“文化”活动，反而使人们忘却了动荡中的苦难。
　　这种“社”，不仅存在于汉文化区，而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同样也存在着类似于汉民族的“社”的各种少数民族节日。在某种程度上说，少数民族区域的这种民间文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汉文化区。在研究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领域。只有从多元化、多民族的角度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精神研究。
　　所以，在我看来，民族精神家园研究和建设的内涵，除了哲学和思想领域的主流精神，还应该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传承民族精神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民族精神家园研究中，应该拓展研究领域，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向民俗与民间信仰方面拓展。真正让民俗与民间信仰为守护民族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服务。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精神家园研究才能更加贴近广大民众，激发出沉潜于民族意识中的文化精神，使得民族精神家园研究以一个崭新的角度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提倡“以和为贵”，不仅是施政者的责任，更应该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民族合力，朝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迈进。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强调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时，应该紧密联系我们国家的现实。“礼之用，和为贵”的实质是把实现“和”作为“礼’，的终极目标。我们今天强调“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就是要使我们的社会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中运行。离开了民主和法制，根本谈不上“和谐”。所以，“以和为贵”不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更应该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把社会生活纳入民主和法制轨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
　　“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广泛存在于华夏民族的文化意识中
　　当“以人为本”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治国宣言时，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装饰品。但是，它却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当这种认同演化为一种公众意识时，就会对统治者产生一种有限的期望。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虽然难以实施、但却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长期影响的民族精神。社会发展到今天，“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才真正有了得以实施的人文政治环境。所以，我们今天重新提出发扬“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就具备了不同于前人的、而且更加具有人性化的时代意义。
　　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们现在关于“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的研究多集中地反映在道德层面和观念层面。而尤以道德层面为其核心。观念层面是以道德层面作为其存在的凭借。这也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所形成的“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文风貌的根本原因。但我觉得这还不够。在当今时代，如何把“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变成各级施政者的“政治道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能把它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所以，在研究“以人为本”的民族精神的时候，还应该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和肯定那些把“以人为本”落实在具体施政过程的正面典型，同时也要对那些形形色色的违背“以人为本”的现象进行抨击。所以，民族精神家园的建设，就不仅仅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事情，而应该是有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的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内容
　　守护民族精神家园，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我认为，首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道德传统。由于社会的转型，民族传统中优秀的道德观、价值观、义利观受到巨大冲击。
　　当我们国家从“计划”和不合时宜的规范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最开始，大家一脸茫然。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没有思想的解放，便没有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空前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旧有的社会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关系尚在培育之中；激烈的竞争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优秀的道德观、价值观、义利观被扭曲。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因其固有的局限性，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拜金主义、利己思想、急功近利、虚浮而不讲诚信等社会问题随之出现。尤其是以对金钱拥有的多寡、职务的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风气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影响到社会正气的树立，影响到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的传承。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引导社会的正义和良知。因此，在研究守护民族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重大问题时，呼唤中华传统美德的复归、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应该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需要全社会参与的公众事业。
　　重新认识宗教信仰和“民族精神”的关系
　　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和人生期盼。基督教、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劝告人们远离罪恶，行善积德。这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社会资源。宗教应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应该宽容宗教。所以，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应充分考虑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存在。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和宝贵资源
　　“五四”以来，在思想层面、哲学层面、观念层面、或者“大文化”范畴的民族精神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在思想领域和哲学领域的研究，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守护民族精神家园、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要拓展民族精神家园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文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宝库。
　　“人是文化的存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资源。它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个性，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根基之所在。从上古神话开始所形成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延续着一种特有的精神——民族精神。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但是，截至目前，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关于“古代文学与民族精神”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通行的几部比较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受编纂目的和体例的限制，几乎没有涉及关于民族精神问题的研究。举例来说，在上古神话中的英雄神、自然神所具有的大无畏的创造精神、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源头和原型。以至于到现在还反映在中华祭祀文化和民俗文化中，受到人们的敬仰和崇拜。古代文学中，与时谐行的经世精神、以和为贵的和谐精神、自立自强、不断进取精神、民族的多元性和文学的融通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精神等等，都是作为“文化的人”的精神载体，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存在于文学家中的普遍精神——悲剧精神、忧患精神、自适精神成为我们民族文学的主流。在宋以前，诗歌又是古代文学的主流形态。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和诗性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国诗歌文化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和作为文学形象的“人”之间的精神渊源，应该成为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内容，并从中总结出民族精神的传承规律。只有把文学、历史、思想史、民族学、美学、民俗学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拓展民族精神研究领域，使我们在当前注重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研究推向一个更广阔的领域，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纪念人文初祖黄帝 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11